“近年来，中国的生物技术发展非常迅猛，连续五年在论文发表量和专利申请量位居世界第二位。但从整体水平来说，应该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，突出的表现还是缺乏原创性、颠覆性的技术成果和产品。”近日，在中国生物技术发展战略国际研讨会上，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副主任沈建忠说。

全球生物技术未来发展趋势如何，中国生物技术究竟该如何发展?当天，在2018世界生命科学大会期间，主办方邀请到诺贝尔奖获得者、两院院士、知名药企从业者等为中国生物科技发展问诊把脉。

激发好奇心 推动源头创新

“希望中国能够更加重视激发年轻人的好奇心，有了好奇心他们才可能实现蛙跳式的发展。”辉瑞中国研发中心总经理赵大尧说。

赵大尧的话一出，就得到了与会专家的一致认同。“除了好奇心，还要有勇气。”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南开大学校长曹雪涛说，青年时期往往是一个人最具创新力的黄金时期，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创新负担较少，在科技竞争夹缝当中，最有可能杀出一条血路来。

基础研究是生物技术的起点。在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詹启敏看来，以备受关注的新药创制为例，中国存在“两头弱”的问题，即原始创新和生物技术转化为产品的能力较弱。究其原因?詹启敏分析，这与当前的评价体制有很大关系，唯论文论，论文托举着各种奖励和帽子。在科技较为发达的国家，对科学家的评估，从来不是以论文为主要标准，而是更注重小同行的学术评议，其平常的学术报告、品德及科研能力等都是评价的要素。

“十年磨一剑，与其发表一百篇的重复性论文，不如发一篇具有原创性的。”詹启敏说，营造科学家探索未知、鼓励原始创新的政策和环境非常重要，在科研管理上宜粗不宜细，应尽量减少耗费科学家精力和时间的各种评审和环节。当前，中国已向这个目标开始努力，并且初见成效。

詹启敏认为，科技成果产业化过程中的问题，很大因素也是政策不足造成的。政府鼓励科学家做成果转化，一定要有相应的保障支撑机制，帮助科学家规避转化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。一个科学家，既要做科研、又要做老总，管理公司，这是很难做到的。“一个很好的科技管理政策，涉及到方方面面，一定要让资源流向最好的科学家，使其能干事儿、干好事儿。”詹启敏说。

校企合作 共推成果转化

“以色列之所以在科技创新方面比较成功，秘籍就在于校企合作，同时还得到了创投基金的支持。”2004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阿龙·切哈诺沃说。

阿龙·切哈诺沃表示，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保证了以色列的发展。在他所在的以色列海法市工学院，其申请的专利，如果被企业看中，专利一半的收入归自己，另一半归他所在的大学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激励机制，使个人的创造价值得到尊重。此外，还会有一定的协议，如对方可能一次性买下你的知识产权，也有可能是持续进行合作研发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政府和学校就会发挥很大的作用，学校有自己的首席科学家，他可以调动很多的资金，去跟政府和企业合作，负责对接具体事宜。

对政府来说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既刺激了经济发展，也获得了收益。政府可能投资了九家企业，即使八家都失败了，有一家成功其就不仅能够收回自己所有的投资，而且还可以拥有这家新企业的股权，影响公司的商业决策。“再就是企业一般都会在大学设立孵化器，大二的学生就参与到具体的项目中，及早接触市场，而且还会跟这些学生签订合同，以保证他们毕业后在企业工作至少五年，这就形成了一种良性的生态环境。” 阿龙·切哈诺沃说。

会上，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复旦大学副校长金力表示，有数字表明，在基础研究方面，中国与美国的投入差距还是很大的，同样，政府在生物技术方面的总投入占比，中国也是较低的，远远低于美国、日本、法国、英国、澳大利亚等。“本来投入的总额就不够大，而且还要分配到很多小规模的项目和试验中，每一个项目分到的金额就更少了，根本没有办法做更深入的科学研究。”赵大尧说。

因此，与会专家建议，政府要提高对科研整体的投入，而且不要撒胡椒面，要集中资金把一些优势项目做好，保证项目的深度。